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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正确看待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内出现的三次“左”倾错误?

xiawuyouke 历史知识 2022-07-15 22:40:14 27 0

第一次“左”倾错误是在瞿秋白为中央主要领导的时候发生的。当时,革命处于低潮,但是,瞿秋白等人并没有正确地认清形势,而是坚持认为,既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并没有停止,中国社会内部的根本矛盾也没有解决,那么革命潮流就不可能低落,只会处在“一直高涨”中;他们不顾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情况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区别哪些地区有条件发动武装起义,哪些地区必须保存革命实力,做有组织有秩序的退却,而是到处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组织暴动,以为这样做,革命声势就能震动全国。同时,他们还采用惩办主义的手段,对干部进行错误的纪律制裁。当时的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对中国实际情况了解不多,他是政治上的盲动主义、组织上的惩办主义以及其他“左”倾政策的主要提出者和推行者,对这次“左”倾错误负有重要责任。

这次“左”倾错误,通过1927年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而在全党占据了支配地位。这次会议,进一步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为“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据此,会议确定了实行全国总暴动的总策略,要求农村暴动同城市暴动相结合,而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及指导者”。

这次的错误持续的时间不是很长,在盲目暴动造成种种失败的结果出现之后,中国共产党很快开始冷静下来。1928年2月,共产国际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批评了盲动主义和罗米那兹所谓“不断革命”的错误观。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承认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左”倾盲动错误。至此,这次“左”倾错误在全国范围内的实际工作中基本结束。

为什么当时革命明明已经进入低潮,而中国共产党内却会出现这种“左”倾错误呢?要知道,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共产党人虽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把革命斗争勇敢地坚持下来,但是,他们还缺乏处理复杂问题的足够的经验。在他们心中,充满着对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屠杀的复仇的渴望,充满着对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极端憎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只看到事情的一个方面,而忽略事情的另一个方面,很容易把一部分先进分子的认识水平看成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认识水平。这种“左”倾情绪,可以说是一种难以完全避免的历史现象。

第二次“左”倾错误是在李立三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发生的,史称“立三路线”。李立三等同志在看到当时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以及国民党统治区内的革命力量有所恢复和发展之后,错误地认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全国范围内已有“直接革命的形势”,并有极大的可能转变为全国革命的胜利。他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党已经不需要逐步聚和准备革命的力量了,因为群众已经不要小干、只要大干,也就是只要武装暴动,而且是全国性的武装暴动。他们还坚持“城市中心论”的错误观点,认为想以农村包围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声称:“过去的游击战术”必须根本地改变过来。最后,他们再一次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为革命转变的阶段论“无疑的是极端危险的右倾观念”,实际上,“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革命如果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就不但要没收帝国主义在华的银行、企业、工厂,“而且要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同时,在政治上“必然需要从工农专政进到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以为革命一定要在全国胜利以后,才能开始革命的转变,这是严重的错误”。

这次“左”倾错误,同样给中国的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遭到了许多了解并尊重实际情况的党内同志的怀疑和抵制,也超出了当时共产国际所能允许的范围。1930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会议通过《关于中国问题议决案》,认为暂时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并派周恩来、瞿秋白回国纠正李立三等的错误。周恩来和瞿秋白回国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于1930年9月召开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从而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刚刚得以纠正。然而,到了1931年7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开始统治全党。它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比以前的任何“左”倾错误表现得更为完备,更有迷惑性,因而给党和革命造成的危害也更大。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主要错误集中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它对革命性质、革命形势等问题作了错误分析,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企图超越民主革命阶段一举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它根本无视中国革命中敌强我弱的事实,否认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曲折性和不平衡性,过分夸大了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主观力量的发展,认为,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要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进攻路线。王明声称,“目前我们还没有全中国的直接革命形势,但在全国革命运动新高潮日益生长和不平衡发展的条件之下,直接革命形势,最近可以首先包括一个或者几个主要的省份。”因此他主张在湘鄂赣各省“真正实现一省或者几省的首先胜利,进而推进与争取全国范围内的胜利”。

其次,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对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的分析是错误的。王明认为,中国革命的动力只有工农和下层小资产阶级,其他一切阶级和阶层都“已转入反动的营垒”,因此不存在“第三派”和“中间营垒”。他把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并列,把它们都看成革命的对象,宣称现在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取得彻底胜利。甚至在九一八事变后,他仍然否认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最危险的敌人,采取“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关门主义政策,从而丧失了发展革命形势的大好机会。

最后,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仍然醉心于“城市中心论”,他照搬共产国际的决议认为:“在中国正在成熟着新的革命运动,新的高潮最可靠的标志是工人罢工斗争的高潮”;组织领导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真正准备总同盟罢工以至武装起义,是共产党的最主要的任务。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者虽然也表示重视红军力量,但他们完全不懂得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红军作战的规律和革命根据地发展的规律。他们大力攻击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思想和作战原则,要取消军队中的党委制,强调红军所谓的“正规化”,把红军的三大任务缩小为单纯打仗这一项。忽视了军民一致和官兵一致的原则,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战性质的运动战,否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军事原则完全违反了毛泽东的正确方针,因而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失败和红军的被迫长征。

为什么在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被纠正后不久,又形成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呢?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当时,党还处于幼年时期,许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还不能很好地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起来;从八七会议之后,党内一直存在着浓厚的“左”倾情绪,虽然屡受批评,但却始终未能在指导思想上得到认真的清理。此外,当时之所以屡次发生“左”倾错误,还和当时共产国际的不正确干预是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成为共产国际的一员。当时共产国际的各项决议均对中国共产党具有严格的约束力,王明的上台是得到当时共产国际的大力支持的。在这些原因的综合作用下,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就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比前两次“左”倾错误形态更完备,更有“理论”色彩,因而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的损失也更严重。不仅推迟了革命的步伐,而且直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的被迫长征。由于这次“左”倾错误,红军由30万人降到3万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数量则由30万下降到了4万,这个教训是非常惨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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