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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余主义与职业体育的漫长拉锯战

xiawuyouke 体育知识 2022-07-19 15:32:36 18 0

我们以现代视角了解了体育是如何从英国的公立学校发展起来的。英国的学校体育既反对贵族们的赌注游戏(让手下仆人在跑步或拳击中生死相搏),也站在了军事启发下的运动文化(目的只是训练年轻人使其更好的参战)的对立面。

体育在19世纪的诞生与其业余主义的黄金时期相对应。业余体育主义汲取了古代奥运会的灵感,既追求体育在实践中的纯粹性,也为体育运动内部的阶级斗争埋下了种子。此时的体育只适用于一些富有的年轻人,他们有大把空闲时间与足够的条件互相竞争,无须纠缠于运动装备、外出比赛的费用。

表现与纪录:体育,工业革命的一面镜子

在法国,这种最“纯粹”的业余主义受到了顾拜旦、圣克莱尔的鼎力拥护。在这两位法国体育运动联合会创始人的拥护下,奥林匹克成为一种由白人男运动员唱主角,以近乎宗教的形式,向普通民众指明“文明开化”的道路。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侧,这样的体育观念与工业革命同步兴起,这绝非巧合。事实上,它与“表现”的观念密不可分,这种观念在古代体育、马术等带有博彩性质的运动、乡村比赛中都有所缺失。

随着人们在18世纪中期开始使用秒表计时,赛马不再单纯是一匹马与一群对手竞争定优劣的游戏,“纪录”的诞生使得赛马在整个群体中的地位有了更直观的表现方式。这一观念与工业革命期间特有的思想与行为几乎齐头并进,科技的发展来自生产力飞速的进步,它需要一些措施来证明自己的真实性。因此,体育成了衡量人类进步的准绳,激励着人们在训练与技术的促进下不断提升身体运动能力。

除本身的象征意义之外,一个个体育神话的诞生见证了人类不断超越自我上限的过程:4分钟内跑完1英里曾被认为是人类的极限,但班尼斯特(Roger Bannister)于1954年突破了这一极限;1968年奥运会上,海因斯(Jim Hines)成为人类历史百米首次跑进10秒的纪录缔造者;1985年,布勃卡(Serguei Bubka)惊天一跃让世界撑竿跳纪录突破了6米大关;也许运动员们的下一个突破口,是在2小时内跑完全程马拉松。

现代体育的衍生与发展印证着资本主义的两大基本理念:对竞争的鼓励、对表现无条件的追求,它们体现出的价值观与达尔文思想的传播不无关系。业余体育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将这些价值观神圣化,并为自身发展披上了道德与浪漫主义色彩的外衣——根据业余主义的理念,一切“为了进步”的活动首先关注的是人类自我价值的提升,而非仅为赚钱。

1978年,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古特曼(Allen Guttmann)在个人著作《从仪式到纪录:现代体育的本质》中分析了现代体育区别于古代或中世纪的七个显著特征:世俗化(没有宗教内涵);追求公平公正(让每个人在公平环境中竞争);专门化(马拉松运动员不会参加铅球比赛,滑冰运动员也不会同时兼项举重);理性化(对所有参与者进行有效的管理);官僚主义化(各项目联合会的创立意味着领导层的上台);量化的(对体育项目与运动员成绩进行量化);对创造纪录极度渴求。对于这些定义,批评者指出:古特曼的部分解释源于古代体育,而忽略了诸如媒体、商业化等现代元素的作用。有一点令人称奇:现代体育的这七个构成元素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商界,因为后者在19世纪末开始逐步形成气候。

从传播、普及、推广技术手段等角度看,工业革命成为现代体育发展的有力推手。以城市化为例,它使得英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的社会/领土组织形式发生了巨大变革,有助于人们形成依恋感与自我认同,从而催生与城市密切相关的不同团队;不同国家之间、乡村与城市之间的体育都具有其特殊性,城市化带来对社会生活管理的加强,这也促成了体育向一体化发展。现代交通工具使依附于某一城市或企业的运动队之间可以更加频繁、有规律地进行比赛;而取消对新闻界的征税扩大了报纸、广播的受众,这对与媒体关系紧密的体育运动发展大有裨益。

尽管工人群体的收入此时依然微薄,但中产阶级的出现带来了体育行业新的变化——无论是在门票收入、建造体育场还是各类运动器材、媒体等方面,体育都与市场、工业产品愈发相像。工业家们很快意识到:这是一座有利可图的金矿。他们可以充分利用体育活动改善自身形象,或借此向职员们灌输生产力、团队合作与身为团队一员的价值。

作为现代奥运“先知”顾拜旦的一大信条,神圣的业余主义始终是国际奥委会恪守的准则。这一局面持续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导致许多有违这一准则的运动员被挡在奥林匹克大门之外。业余主义让体育规则与价值留存一些神圣的铜锈,同时也必然会对体育的发展造成破坏。

来自英国公立学校的奥林匹克主义与精英主义体育支持者明确表示:他们会站在业余主义一边。然而随着体育走向民主,它的职业化趋势不可避免。工人阶级出身的孩子可以通过成为顶级运动员改变自身命运,媒体对这类群体的报道赋予了体育正能量:它提供了一个平台,每一位普通大众都存在依靠天赋和努力触及更美好生活的可能性;而在80年代后期、业余主义在高水平运动中几乎绝迹之前,这些构想在实践中遭遇了不小阻力。

在19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跨度里,博彩相关的体育项目(如拳击、与严格的现代体育有所区别的赛马)与一些新发展的业余主义体育项目(如田径、橄榄球)长期共存,其他项目则迅速转向职业化。棒球运动便是明证,美国于1876年成立了职业性质的国家联盟。该联盟以“特许经营权”作为重要的组织架构,代表不同城市的球队展开竞争、分享联赛收入。棒球为篮球、冰球与美式橄榄球等其他项目开启了很好的先例,这些项目在此后长时间内推行有利于球队的“保留条款”,一直到1975年被球员通过长期努力推翻。随着历史进程不断向前,人们发现体育形成了一种真实存在的经济模式,它不仅是与赌注相关的游戏(即使博彩今日仍是体育的一部分),而且是一种表演、一门生意,蕴藏着巨大的效益。

也正是从这个时间节点起,观察者们意识到:体育正逐渐成为社会与经济变革最直观的反映之一。在1889年的一次演讲中,著名棒球爱好者马克·吐温(Mark Twain)热情讲述了自己观看两支美国球队参加国际赛事的场景:“我去了一趟桑威奇群岛,那里四季如夏、生活惬意而美好,如同被定格住的安息日。那些男孩子们在那里打棒球!棒球啊!这项运动象征了这个狂热、具有颠覆性、高速发展的19世纪,它是动力、进步、快节奏与斗争等特点的表达,肉眼可见而又值得自豪。”从这位文豪的描述中不难看出,19世纪末起,体育成为一种在当时具有“现代特色”的崭新现象,且初步拥有了现代体育的大部分特征(由古特曼所定义)。

体育职业化的发展

在英国这片体育热土上,职业化问题使足球世界一分为二,催生了足球与现代橄榄球这两项互相竞争的运动,它们也分别成立了各自的联合会。对现代足球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英足总以棒球为参考,于1888年推出了由俱乐部参加的联盟与联赛,打下了日后英格兰四级联赛最初的基础。相反地,英国橄榄球联合会(15人制)依然一边倒地忠于业余主义,保留了在学校中一点点完善的原有规则,并拒绝举行俱乐部之间的联赛。

在此后的几十年间,15人制橄榄球依然是为数不多坚守业余主义阵地的体育项目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内部分裂的情况不会出现。橄榄球联合会要求所属球员必须恪守业余精神、不得领取比赛津贴,这引起了北方代表劳工阶级部分球队的不满。1895年,以约克郡与兰开夏地区为首的多家俱乐部脱离原有组织,成立了新的联盟(13人制)。自此,它们可以向这些大部分身份为劳工的球员支付酬金。

这种对业余主义近乎狂热与偏执的拥护在赛事组织上很快得到体现。从1931年起的连续16年间,英式橄榄球联盟作为15人制橄榄球管理机构,以“棕色业余主义”[1]为由将法国排除在五国锦标赛之外——当时法国国内的橄榄球联赛架构分明、趋于职业化,且拥有强大而受欢迎的俱乐部。

体育纯粹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纷争波及了多个项目,影响力极大的足球也不例外,法国足球史也因此受到直接影响。一战后足球运动在法国的受欢迎程度节节升高,这引起了法国体育运动联合会的注意。视顾拜旦、圣克莱尔理念为圭臬的法国体育运动联合会认为足球过于偏向职业化,因而对其进行了抵制。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低潮后,法国足球迎来了赞助商与一位贵人的支持。这位重要角色不是他人,正是日后世界杯的创办者、法国足球职业化的设计师雷米特。

现代奥运会自推出起就坚定地将业余主义奉若神明,这一情况在奥林匹克大家庭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80年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少奥运项目的明星因参加过某些比赛、与所谓的“职业”画上等号而被视作异端,遭到除名,造成了运动生涯的缺憾乃至毁灭性打击。

法国体育界最为戏剧化的案例发生在中长跑运动员拉杜梅格(Jules Ladoumègue)身上。这位在20世纪30年代与芬兰选手努尔米(Paavo Nurmi)一道被公认为当时最具天赋的跑者在1932年遭到了本国的禁赛处罚,理由是他曾在生涯初期参加过一些有奖金的比赛,这种接近职业运动员的身份是不被允许的。按照原本的竞技状态,他本有很大希望在几个月后的洛杉矶奥运会上创造佳绩。

拉杜梅格尚未出生时,父亲就在一起造船厂事故中遇难;17岁时,母亲又因为火灾撒手人寰,这位命运悲苦的运动员成了工人阶级心中的神,他是工人阶级通过体育实现自我价值的完美代表。但在为富有的精英子弟所保留、在被有关方面始终坚持的业余主义面前,他的一系列世界纪录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当1943年他的禁令被解除时,37岁的拉杜梅格早已过了生涯黄金期,无缘参加洛杉矶奥运会。无独有偶,努尔米也在洛杉矶奥运会开赛前因为同样的原因遭到一个月的禁赛,同样与这项大赛擦肩而过。

将目光投向美国,参加过棒球、田径与橄榄球的全能选手索普(Jim Thorpe)的例子更能说明问题。作为美洲原住民,索普的印第安名字是Wa-Tho-Huk,意为“光明之路”。他很小就显出过人的运动天赋,在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上获得现代五项与十项全能两枚金牌。但在之后不久,有报道称索普曾在奥运会前参加棒球比赛并领取奖金,这导致他遭到国际奥委会禁赛的同时所获金牌也被撤销。一直到大半个世纪后的1983年,国际奥委会才解除了索普的禁令,此时这位天才选手已去世近30年。

自成立之初,国际奥委会内部一直坚定不移地维护顾拜旦的业余主义与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的思想。二战后就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任期为1952~1972年)的美国人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是业余主义的忠实信徒,他就曾多次反对为索普平反昭雪——考虑到布伦戴奇在运动员时期也曾参加了1912年奥运会现代五项、十项全能的比赛,而同胞索普是他的主要竞争者,这样的反对令人更加疑窦丛生。

拉杜梅格的无产者身份与索普的红皮肤清晰表明:在那个时代,业余主义也是一种带有歧视色彩的工具。运动员出身的布伦戴奇对高山滑雪项目毫无好感,他剥夺了该项目奥地利名将施兰茨(Karl Schranz)参加1972年札幌冬奥会的资格,后者可能是滑雪项目的史上最佳之一。布伦戴奇做出该决定的理由是施兰茨在开赛前得到了滑雪装备制造商的间接资助作为酬金,这一举动足以让奥地利人被认定为“职业化”。施兰茨的回复揭示了两者的矛盾根源:“如果布伦戴奇先生和我一样穷,我一定会认真思考:他是否会持有不同态度?如果我们一直严格遵循他的指示,那奥运会只是有钱人的游戏。”

企业化的体育

1903年,德国的医药业巨头拜耳制药在总部所在地勒沃库森创建了一家综合性体育俱乐部。勒沃库森旗下最为人熟知的是足球俱乐部,该队1951年升上德国顶级联赛之后逐步成为如今德甲联赛的一支劲旅。法国著名汽车品牌标致(Peugeot)的品牌发源地位于索肖,与标致集团直接关联的索肖足球俱乐部成立于1928年,此后成长为法国豪门。集团家族的让-皮埃尔三世毫不讳言:球队的成立与高层对足球的热爱有直接联系。“无论是从集团层面还是愈发流行的体育层面,这支球队都有责任去赢得更多我们的拥护者。在法国各地比赛期间,球队都会带上标致汽车的旗帜,与来自这个国家四面八方的强队抗衡。”

其他依附于知名企业的欧洲俱乐部都有一些响亮的名字,其中包括飞利浦集团所有的PSV埃因霍温,与阿涅利(Agnelli)家族和菲亚特集团(Fiat)关联的尤文图斯。法国巴黎高等商业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德博尔德分析指出:“一项在意大利的研究表明,菲亚特员工罢工的天数与尤文图斯的战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而当俱乐部竞技成绩越糟糕时,员工的不满程度也越高。”

各项目普遍向职业化发展的趋势使得体育逐渐成为一项规模庞大的产业。整个2018年,全球体育行业的总营业额就超过了8500亿美元。俱乐部本身也在趋向于企业化,例如有的足球俱乐部在交易所上市,有的被诸如俄罗斯寡头、海湾地区酋长或美国富豪收购。

尽管愈发受到商业化与金元主义的影响,但业余主义依然长期生存了下来,在以休闲为主的体育运动中相当活跃,且仍在管理机构层面占有一席之地:与国际足联、主管法网赛事的法国网联等机构相似,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也都属于没有薪水的志愿者。但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机构有时滋生腐败的可能性会更大。

参考文献

Mickaël CORREIA,Une histoire populaire du football,La Découverte,Paris,2018.

[1]“棕色业余主义”指非法向正式注册的业余运动员支付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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