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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和体育,争权的故事

xiawuyouke 体育知识 2022-07-19 21:47:29 38 0

为了提升成绩,运动员们没有多加迟疑便想到了品尝所有植物的方法。赛马是最先有此征兆的项目,赛马运动在19世纪就出现了“添加剂”问题,即对马匹下药,以此提升或降低运动能力,从而影响投注结果。1890年,在加拿大,两名马主因对他们的马使用药物而受到审判。七年后,负责全国赛马比赛,有极大影响力的纽约赛马会通过立法“结束了应受谴责的给马下药的做法”。不过此法能通过并不是出于健康方面的考虑,而是为了确保赌博的合法性。

英文的“兴奋剂”(dope)涵盖所有种类的药品,这个单词不仅仅适用于体育运动领域。尽管解释很牵强,但该术语最初仅表示一种调味品,可以蘸面包或食物的混合物。“服用兴奋剂”(doping)和其他与运动员相关的高雅术语在20世纪初进入法国,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兴奋剂”(dopage)真正融入了法国,使用兴奋剂的现象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事,但随着体育在法国的发展,它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并在国内外都发展成暴利行业。

“保健师”时代

早在19世纪20年代,体育主管部门就意识到了作弊问题,无论哪种作弊形式,都会损害他们的形象和信誉。1920年,环法自行车赛的创始人亨利·德格朗日就对参赛选手采用药物治疗和服用兴奋剂的事情感到担忧[参见本部分第二十四篇]。1928年,国际田径联合会(IAAF)正式禁止使用兴奋剂,与其说这条禁令是一项规定,不如说是一个美好的意愿。不重视兴奋剂问题的联合会既没有能力又缺乏物质基础,甚至缺乏建立有威慑性的检测设备库的决心。

医生虽然关注体育运动,但他们一向与高级别体育赛事保持距离。这个领域长期以来被“保健师”把控,“保健师”这个词语看起来比“庸医”体面一些,但其实后者更接近其本质。如何形容活跃在19世纪末的英国教练,外号“大波浪”的沃伯顿(“Choppy” Warburton)?至今没有人知道他给自行车赛冠军——英国兄弟亚瑟(Arthur)和托马斯·林顿(Thomas Linton)以及威尔士人吉米·迈克尔(Jimmy Michael)的药水瓶里装的是什么。1949年,英国记者C.H.斯坦瑟通过观察得出结论:

沃伯顿关照过的冠军曾以惊人的速度惊艳众人,后来却出现了不可扭转的戏剧性的失败,对具有基本医学知识的人来说,这就是服用兴奋剂后会出现的情况。

虽然这些“保健师”让运动员拥有了超凡能量,但其实他们常常缺乏医学知识。亨利·芒雄(Henri Manchon)在1903年至1949年的环法自行车赛中被当成科学家,他有“环法自行车赛魔术师”的昵称,因为他能让人重新站起来,可实际上他并没有掌握多少医疗知识。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几位赛道巨星都接受过磁疗师让·路易·诺耶(Jean-Louis Noyès)的诊疗,他的顾客还包括许多电影明星和一些政治人物(以戴高乐将军为例)。

一直到50年代,环法自行车赛的选手们都将自己的健康交由保健师负责,保健师起着医生和兴奋剂供应者的作用,就如同比亚乔·卡瓦纳(Biaggio Cavanna)之于福斯托·科皮(Fausto Coppi)、雷蒙·勒贝尔(Raymond Le Bert)之于路易森·波贝(Louison Bobet)。然而,来自圣布里厄的体疗医生与来自大圣梅昂的冠军之间的合作关系掀起了一场革命。与其他人不同,勒贝尔具有真正的科学知识,他定期测量波贝的体重和血压等身体数据,并用布里斯托尔表记录波贝身体数据的变化情况。勒贝尔总是将咖啡与神秘的溶液混合再装进波贝的水壶中。勒贝尔后来负责照顾其他冠军,如1959年的罗杰·里维埃(Roger Rivière),但他们的合作不久就中止了,里维埃认为勒贝尔在配药时过于谨慎了。

为了换掉勒贝尔,里维埃从1960年开始聘用昔日意大利田径运动员、化学建树颇高的安德里亚·米纳索(Andrea Minasso)。许多50年代的法国冠军的腿都由他负责照顾,他为冠军们准备了许多维生素药瓶。1960年的环法自行车赛期间,里维埃的职业生涯结束于佩尔儒雷山口(中央高原)的沟壑中,他过度使用了一种镇静剂:右吗拉胺。次年,没经过任何医学培训的“保健师”米纳索被圣伊天体育会的新任会长罗杰·罗歇(Roger Rocher)招募,一直工作到1973年。

战后不久,足球俱乐部、自行车队和田径运动员开始争夺“保健师”的秘密和技能。在这儿我们不得不提让·斯塔布林斯基和雅克·安克蒂尔的按摩师朱利安·施拉姆(Julien Schramm),他用混合了亚甲蓝的灭菌药膏给他们按摩,这样做只是为了唬住对手并使他们心生疑虑。施拉姆的确达到了目的:在他逝世后,一些冠军准备花大价钱找出神秘蓝色药膏的配方。

医生进入赛道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真才实学的医生逐渐取代了保健师。1960年,博贝在专注于兴奋剂问题的《体育之镜》上谈道:“环境需要净化。”安克蒂尔观察道:“现在许多医生都有意愿为田径运动员配药,甚至开始专攻运动医学,大多数自行车运动员不仅有保健师,还有自己的私人医生。”

首位环法自行车赛五连冠选手安克蒂尔是一位先锋。从青春期开始,他就常去鲁昂的安德烈·博达(André Boëda)[1]医生处问诊,博达是运动医学先驱专家之一,“安克蒂尔是首批向运动医生求助的运动员”,皮埃尔·贝尔托(Pierre Berteau)在2017年肯定地谈道,他是陪伴这位福特车队车手走完最后一段职业生涯的诺曼底医生。据他透露,“他的车队中有另一位车手充当‘实验鼠’,负责试出每种药品会对人体产生什么影响或怎样在人体中发生作用。如果药物是有益的,那么安克蒂尔就会在比赛中使用它”。这只“豚鼠”是“伟大雅克”在城里的邻居,他本人的职业生涯也算辉煌,但他因心脏病英年早逝。安克蒂尔则在53岁时逝世。

实话实说,什么有效、什么无效,人们并不清楚。运动医学在当时还是一门新兴学科,直到1928年才得到国际性联合会——国际运动医学联合会(FIMS)的认可。这门专业在科学界不受重视,主要侧重研究体力活动。巴黎地区研究所(IREP)的保罗·安德烈·沙耶·贝尔教授(Paul-André Chailley-Bert)于1951年成为体育和运动应用生物学专业的首位教授。“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们还在使用30年代的知识概念”,贝尔多教授总结道。

运动心脏病学之父费尔南·普拉斯(Fernand Plas)在50年代也只能传授粗浅的知识,而且还没有任何设备可以用于测量跑步者的状态。在物质层面,70年代的欧洲人比美国人落后了几年,对美国人来说,奥林匹克运动会值得大笔投资。皮埃尔·贝尔多回忆说:“1976年,我参观了位于波士顿的第一个运动医学中心,而在法国,那时我们还跑着去做心电图。”

在冷战时期,医生们很早就参与到“化学”军备竞赛中:苏联和美国处于领先地位,它们都在研发神药以助力自家运动员登上领奖台。美国举重队的医生约翰·齐格勒(John Ziegler)研究员就是一个真实的例子,在世界锦标赛期间,他通过灌醉对话者套取了苏联队的机密:睾酮。

回到美国后,他协助Ciba实验室研发了四氢大麻酮,并以“大力补”(Dianabol)为名出售。他希望这个产品既有类似睾酮的作用,同时又能避开其副作用。这种合成代谢类固醇很快在美国的各项运动中流行开来,当齐格勒医生发现美国举重运动员服用了远超规定剂量的药物后,他一生都为自己的实践而后悔。

“健康运动”

法国官方医学能朝着捍卫“健康运动”的方向发展,那要归功于二战后法国青年和体育秘书处医疗办公室的首席医生亨利·佩里埃(Henri Périé)。佩里埃明白,对体育界的在职看护人员进行分类势在必行,而且有必要按地区任命公职医生。“他向那些同样关注推行健康体育的运动医生敞开了大门,因为他看到某些同行在以违背医德的方式行事。”贝尔托解释道。法国反兴奋剂机构前科学顾问米歇尔·里厄(Michel Rieu)指出:“他收到了死亡威胁,尤其是在他推动制定反兴奋剂法期间。”

亨利·佩里埃在皮埃尔·迪马(Pierre Dumas)身上看到了一个外强中干的接班人,后者在1955年至1967年担任环法自行车赛的首席医生,到1980年负责环法自行车赛的兴奋剂检测工作。抛开自行车运动不说,迪马是医学专业出身,本身也是体育迷——他曾是体育运动司(EPS)的教师和法国排球联合会的医生。双重身份让他在第一年负责环法自行车赛时就抵制兴奋剂的滥用,因为他目睹了让·马莱雅克在旺图山时身体出现不适的场景。他对媒体说:“如果这种事情再次发生,我会毫不犹豫地控告某些机构企图下毒。”而那些实验室却在报纸的同一页刊登了如补脑剂之类的诱人广告。

皮埃尔·迪马既热爱自行车运动,又不希望悲剧发生,所以他的态度总是很矛盾。“在我看来,他太包庇这些行为了”,贝尔托认为。他对某些运动员和体育经理的手段非常了解,并或多或少地妥协了,尤其是有些知识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支撑,所以也无法禁止他们使用。

据《体育之镜》报道,环法自行车赛副主席费利克斯·莱维坦(Félix Lévitan)在1960年组织了一场讨论会,谈及困扰当时乃至今天的一个医疗问题。我们是否有权利改变个体的正常面貌?“有,用科学的方式”,意大利人恩里科·佩拉西诺(Enrico Peracino)是这样回答的,他是加斯托内·南奇尼(Gastone Nencini)的医生,后来在强悍的艾迪·默克斯(Eddy Merckx)的Faema车队担任队医。“我对待南奇尼就像修理工对待他的自行车一样:进行赛后修复。”对此迪马医生警告众人:“永远不要忘记,在战争期间,我们曾尝试并成功地让受试者心理发生转变(特别是通过苯丙胺和心理准备)。”

在兴奋剂这件事上,迪马和以安克蒂尔为代表的运动员以及体育总监斐尔·吉米尼(Raphaël Geminiani)有分歧,但1963年在乌里亚格-贝恩斯举办的第一届欧洲兴奋剂会议上,迪马发挥了关键作用。他支持莫里斯·赫尔佐格(Maurice Herzog)的反兴奋剂法,该法在两年后见证了文化层面上的反转:“兴奋剂”不再只是兴奋剂。

兴奋剂和反兴奋剂:竞速开始

如果说是政界和部分医疗团队对兴奋剂设下了道德禁令,那么反兴奋剂斗争要做的事情就更多了。比利时生物化学家米歇尔·德巴克(Michel Debackere)独自一人在根特实验室开展反兴奋剂工作。1974年,他找到了一种筛选当时流行的兴奋剂吡啶的方法,匹莫林中的碳集群,也可称之为“兴奋物质”。在1977年的某两个星期中,好几名自行车运动员因这项测试被发现使用兴奋剂。其中就有艾迪·默克斯,他的兄弟、药剂师米歇尔(Michel)在论文中记录了对兴奋剂的最终研究结果。

同一时期,摄取激素,尤其是对皮质类固醇的摄取也很流行,这与兴奋剂专家弗朗索瓦·贝洛克(François Bellocq)医生有关,他在1976年的论文中建议服用低剂量的合成代谢和皮质类激素来补偿人体在过度训练后流失的营养。“他是真正的精神领袖”,与他打过交道的里厄回忆起过往认为:

在所有的运动项目中,他都有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顾客。但凡我们敢说起贝洛克,就会收到强烈的抗议甚至威胁。曾经有一个关于非法交易虚假处方的调查牵扯到他,最终代表波尔多社会保障局开展调查的药剂师,却因贝洛克的关系网被调离岗位。

如果说真正的医生开始在体育界崭露头角,那么环法自行车车队却在70年代乃至之后还是迷信那些著名的“保健师”,这些人没有正统的医疗实践经验,实际上没有帮助,但他们知道如何说服别人一定要接受他们的建议。人称“马布斯医生”的伯纳德·塞恩斯(Bernard Sainz)就是一个典型,他加入了前短跑运动员赛勒·吉马尔(后来成为最伟大的法国体育总监)的团队,在随后的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又与好几位运动员产生密切联系。他拒绝透露成分的“滴剂”,实际上是咖啡因提取物,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安克蒂尔的那位保健师的蓝色药膏,以及勒贝尔的药水。

参考文献

Roger BASTIDE,Doping:les surhommes du vélo,Solar,Paris,1970.

Jean-Pierre DE MONDENARD,Histoires extraordinaires des géants de la route,Hugo Sport,Paris,2012.

Jean-Pierre DE MONDENARD,«Historique et évolution du dopage»,Annales de toxicologie analytique,vol.12,n°1,2000.

Henri PÉRIÉ,«Chronique d’une médecine escamotée. La médecine du sport:1921-2001»,Cinésiologie,n°235,2007.

[1]我们提到的这桩轶事,即两人的合作,结局并不圆满:博达的妻子不久为了诺曼底的车手离开了他。而他的医生为了在足球方面开展事业也远离了自行车运动,成为法国足协和多个国家队的队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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