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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进入国际体坛

xiawuyouke 体育知识 2022-07-19 21:48:42 41 0

在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苏联和奥林匹克运动会一直上演着“你恨我,我也是”的戏码。在战胜德国后,迫于形势结盟的赢家们是时候亲近彼此了。但是这段关系的回暖并不顺利,并且冷战已经箭在弦上。苏俄在1917年脱离奥林匹克“大家庭”后,一直远离“资产阶级”国际运动会,组织了斯帕塔基亚德运动会,外国代表队在运动会上欠佳的成绩正好被用来衬托苏联模式的伟大。

苏联重返国际体坛的行为令人费解。斯大林似乎下定决心要让国家队走出去,但有一个简单的前提:他们要赢。时任体育委员会主席尼古拉·罗曼诺夫(Nikolai Romanov)在他的回忆录中解释称,上级指令非常明确:

从我们决定参加国外比赛的那一刻起,我们必须保证会取得胜利,否则那些自诩自由的资产阶级媒体就会把我们的国家和运动员贬得一文不值。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我必须给斯大林发专门的文件,向他担保我们会赢。

体育比赛结果的不确定性对克里姆林宫的主人来说是不存在的,但在1946年,意外就发生了,苏联运动员未获邀请擅自参加了在奥斯陆举行的欧洲田径锦标赛,最终惜败瑞典人,获得第二名的成绩。次年,在奥斯陆举行的欧洲速滑锦标赛上又出现了令人失望的结果。这些失败虽然是相对的,但罗曼诺夫仍暂时被撤职,并被尼古拉·阿波罗诺夫(Nikolai Apollonov)取代。

阿波罗诺夫与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的前领导人拉夫伦蒂·贝里亚(Lavrenti Beria)和政治警察的足球俱乐部——莫斯科迪纳摩关系匪浅。这是因为,尽管斯大林政府的威势在20世纪50年代初大不如前,但体育委员会和其他政府部门仍受到同样偏执的约束,在位的官员首先考虑的是无过即功。

1948~1951年是阿波罗诺夫在任的时期。他为人谨慎、无为而治,所有支持重返奥运会赛场的人都被疏远,甚至受到处罚。莫斯科之前费尽力气想让工人运动会名声大噪[参见第一部分第十二篇],但苏联在两种方案之间摇摆不定:坚持大众体育路线还是发展高端运动,后者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资产阶级体育界的优势项目。

1951年:苏联加入IOC

随着外交平衡与国内逐步发展,两股体育力量也开始了共存的尝试。第二次世界大战迫使部分国家强行和解,各方势力和领土版图也发生了变化。与苏联不同,受其掣肘的国家,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本就是国际奥委会的成员国,莫斯科方面明白体育可以成为巩固其国际影响力及主导地位的一种手段。

此外,莫斯科的对外宣传方针改变了:针对美国帝国主义,苏联打算宣扬自己是和平与民主的拥趸。正如尼古拉·罗曼诺夫在1947年对安德烈·日丹诺夫(Andrei Zhdanov,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创办者,冷战理论鼻祖之一)所说:“鉴于奥运会是和平的象征,我们非常希望苏联能参加伦敦奥运会。”

但是,苏联队几次走出国门都没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相关负责人认为想要让运动员展示出共产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948年的奥运会还不是最佳时机。莫斯科只派了一个由格列布·巴克拉诺夫(Gleb Baklanov)领头的观察团前往伦敦,使团出现的目的在于打压东欧奥委会和敷衍IOC。

但是,仍有部分西方人在全力促成双方和解。国际田径联合会(IAAF)和伦敦奥组委主席伯利勋爵希望1948年的奥运会能传达重建与和平的声音,力图说服国际奥委会的同事们接受苏联重返国际体坛。这位前110米栏奥运冠军受罗曼诺夫邀请,在1947年参加了莫斯科体育运动日游行后,成为苏联在国际奥委会的主要支持者之一。数十年来,他一直坚持亲苏立场,三十年后,他全力扶持莫斯科申办1980年奥运会。

在经历了长期拖延和内部斗争后,苏联领导人改变了主意:1951年,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接受成立苏联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决定,并向国际奥委会提出申请。伯利勋爵再次说服他的同事们接受苏联,尤其是两位重量级人物:时任IOC主席西格弗里德·埃德斯特伦和他的接班人埃弗里·布伦戴奇。很难想象会有比他们俩更抵触苏联模式的人了,执拗的反共主义者布伦戴奇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想法。在1947年的一份关于可能恢复苏联权利的报告中,他曾经写道:“鉴于他们对公平竞技、体育精神和业余主义一无所知,我坚信他们只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埃德斯特伦与其观点相近,他发问“我们在苏联认识谁?”意思是苏共领导人和IOC成员显然不在同一个世界。

埃德斯特伦是瑞典电工行业巨头通用电机公司(ASEA)的老板,属于深受业余主义熏陶的一类战前体育界领袖,他本人对这个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到来持非常消极的态度。1932年,芬兰运动员帕沃·努尔米(Paavo Nurmi)因为非业余而被除名,埃德斯特伦是支持这一决议的奥运会领导之一。1951年,国际奥委会中和他一样的保守派深信,苏联培养的运动员是伪装好了的职业化人士。奥运会机构派密使去了苏联,果然发现了累累罪行,青涩的运动员将大量时间用于训练,并由国家负责食宿,而且他们没有正式的工作。

尽管如此,苏联加入国际奥委会的决议还是于1951年5月在IOC全会上以31票赞同、3票弃权、0票反对获得通过。自此,没有什么能阻碍苏联运动员参加来年的赫尔辛基奥运会,东道国芬兰对此保持了中立外交立场。然而由于准备不足,苏联没有派代表队参加奥斯陆冬季奥运会。

冰球成为一项全国性运动,这是苏联体育思想转变的完美印证。自1911年起,当时名为“班迪球”的冰球运动就出现在俄罗斯冰冻的湖面上,这是一种最早能追溯到16世纪、源自荷兰的游戏。1946年,根据国际联盟通过的相关竞赛规则,第一届苏联冰球锦标赛正式举行。由于空军俱乐部莫斯科VVS是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经营的,比赛从一开始就变得异常严肃。1951年,在第一场国家队比赛中,苏联人在柏林击败了东德人。从1952年世锦赛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起,苏联就展现出了非凡实力,并开始主宰这项运动,直到宣告解体。

这一时期,冰场是冷战的缩影。1962年,东方国家集体抵制在科罗拉多州举办的世界锦标赛,因为主办方以柏林墙为由头,取消了东德的参赛资格。1970~1976年,加拿大人抗议苏联违背业余主义,拒绝参加世锦赛。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因苏联进入世界体坛而引起的争论不休不止。苏联运动员是专业的吗?无论如何,在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上,苏联踏进奥林匹克场地就是一种成功,更何况,穿着印有镰刀和锤子交叉图衣服的运动员帮助他们的国家最终取得了第二名,在奖牌榜上仅以5枚之差位列美国之后。

体育运动,冷战的核心

赫尔辛基奥运会不是和平的颂歌,而是冷战的见证。苏联拒绝让自己的运动员住在奥林匹克村,把他们和其他东方国家代表团一起安置到奥塔涅米,此地离波尔卡拉海军基地很近。显然,世界分为两个阵营。正如当时的奥运会十项全能冠军鲍勃·马蒂亚斯(Bob Mathias)所言,没有人会刻意掩饰这场对抗的政治色彩:

因为俄罗斯人,美国运动员承受了更大的压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我们真正的敌人。我们喜欢击败他们,他们必须被打倒。在整个团队中,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信念。

铁饼运动员尼娜·波诺玛洛娃(Nina Ponomaryova)夺得了苏联历史上首个奥运冠军后,立即成了国家英雄。1947年,在苏联的高水平运动突飞猛进之际,这位“肌肉小姐”(Mademoiselle Muscles)在获得金牌的四年后引发了一起外交事故,巧妙地映射了当时的东西方关系——她在前往英格兰参加墨尔本奥运会的预选赛时,由于身上藏有五顶没有付钱的帽子,在一家C&A百货店被逮捕。她被捕后,外交官立刻介入,苏联也以退赛表示对这次“挑衅”的抗议。担心俄罗斯运动员投诚西方也成为当局的困扰。

赫尔辛基奥运会的另一个高潮是南斯拉夫与苏联之间的足球对决,以及铁托与斯大林关系的全面恶化。南斯拉夫队以3∶1获胜,后续影响随即显现。苏联队的骨干来自莫斯科CDSA俱乐部(中央陆军俱乐部前身),该俱乐部很快解散,苏联当局转为支持斯巴达克,此后数十年,斯巴达克一直主导俄罗斯的足球运动。另一边,对南斯拉夫来说,这是一场胜利。正如中场球员斯捷潘·波贝克(Stjepan Bobek)解释的那样:

在1948年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通过决议后,观看这场比赛就要考虑到政治大背景了。两国之间刮起了西伯利亚的风。

更激烈的一场比赛是四年后墨尔本奥运会上苏联与匈牙利之间的水球比赛,苏联红军刚在开赛前数周镇压了叛乱。在泳池中爆发的群殴以及公众的怒火迫使执法部门介入比赛。关于这场比赛,人们印象更多的是“墨尔本血浴”的场景,因为奥运会泳池的水的确被运动员的鲜血染红了。

苏联进入世界体坛后表现强势。1960年到1992年的九次夏季奥运会,该国独立参加了七次,高居奖牌榜首位,冬季奥运会同样如此。1980年,由莫斯科主办的夏季奥运会遭到抵制,因为这一届本该由美国人主办,为了报复,苏联抵制了接下来的洛杉矶奥运会。

在这个阶段,体育变成冷战的一种延续方式。苏维埃当局游离在奥林匹克运动会边界之外,还不断谴责IOC怀有偏见,认为其反动、有种族主义倾向。这些观点能站得住脚是因为在任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一直任职到1975年)是守旧派领导人的代表,美国要为了体育“去政治化”吞声忍让。早在1951年,此前坚决不涉政治的他就对共产党人出现在奥运会上感到担忧。此人早前说服了美国奥委会参加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并长期为南非融入奥林匹克运动积极活动,尽管他也支持南非种族隔离制度。

1959年,苏联的提议让布伦戴奇备受侮辱:建议国际奥委会按照联合国的模式运行,即每个国家的奥委会都有一个代表名额,这样便于苏联扩大影响力。这项提议在1961年遭拒绝,并声称永远不会被采纳,国际奥委会坚持自己的成员遴选模式,用布伦戴奇的话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所有成员“都是同类,并在所谓的奥林匹克大家庭中受教”。换言之,IOC成员协会都是志同道合的。

这种保守主义导致苏联开始充当第三世界国家的捍卫者,并将体育和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其主要的外交工具。在苏联加入“奥林匹克大家庭”十年后,正是“和平共处”时期开始之际,冷战的影响尤为明显。一方面,苏联通过资助体育装备和提供教练,将体育作为拉拢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手段;另一方面,国际奥委会成立了各种机构来试图消解苏联的势力:一个是反兴奋剂委员会,其隐藏的目的是披露使用兴奋剂的国家,当然大家希望是东方国家;还有一个是奥林匹克团结委员会,旨在削弱苏联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影响力,但该机构在1962年由国际奥委会首位苏联成员康斯坦丁·安德里安诺夫(Constantin Andrianov)执掌。紧张的气氛也弥漫在新闻界:西方记者批评东方国家推行国家专业主义,而作为回击,苏联的同行则谴责西方体育普遍的商业化。

参考文献

David L. ANDREWS et Stephen WAGG(dir.),East plays West Sport and the cold war,Routledge,Abingdon,2007.

Pascal BONIFACE,Géopolitique du sport,Armand Colin,Paris,2014.

Jérome GYGAX,Olympisme et guerre froide culturelle. Le prix de la victoire americaine,L’Harmattan,Paris,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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