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的主要内容及其历史意义是什么？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遵义会议是在中国革命遭受空前危机的时候召开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此时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由于实行错误的方针和政策，导致了本来日趋复兴的中国革命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中。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实际工作中的不断碰壁，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日益引起了党内同志对“左”倾冒险主义的怀疑和不满，越来越多的同志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了错误的军事指挥方针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1935年1月当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遵义时，党召开了这次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即遵义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会上，博古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主要归咎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的强大，地方政府和苏区群众的支援不够等客观原因，而不承认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并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解。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较系统地对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也发了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根据与会大多数人尤其是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并随后由政治局通过。
这个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取得多次反“围剿”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认为“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的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决议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
决议还指出，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博古、李德也犯了巨大的错误。在五次反“围剿”由外线作战向内线作战转变的时候，红军的战略方针却没有实行相应变化，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存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从而贻误了战机。在突围时，又采取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会议最后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随后，根据会议精神，在红军转战至川滇黔交界的鸡鸣三省一带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党中央总的责任，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统一指挥红军的行动。
遵义会议的意义在于，它是我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会议及时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对于党内军事问题的一场大争论作了结论。从而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它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它是中国革命极端重要的转变，是党经过14年的血与火的考验后，由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指引下，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从而大大加快了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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