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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师道说”与“业立说”(韩愈生平及故事)

xiawuyouke 人物生平 2022-07-19 10:33:52 44 0 教育家韩愈

韩愈的教育活动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南阳(今河南孟县)人,祖籍昌黎,人称他为昌黎先生。他的著作集也被称作《韩昌黎集》。

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生活在“安史之乱”之后的中唐时期,虽大乱已经过去,但封建割据势力并没有完全被消灭。他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要求采取一些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减轻对人民的剥削。他主张复兴儒学,反对佛教、道教,提出以儒家的“道统”来对抗佛教的“法统”。他强调儒学的历史地位和发扬儒学传统的重要性,提出要把儒学所维护的“三纲五常”作为治国、修身、论事的最高原则,主张罢黜佛老之学,独遵孔孟之道。在文学方面,他主张恢复“古文”传统,发起“古文运动”,反对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骈体文,主张“文以载道”,提倡先秦和汉代所使用的散体的文言文。他创作了许多散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为后学之士取为师法,在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教育方面,他做过两次国子学博士,一次四门学博士,还任过一任国子学祭酒(相当于“校长”或学术委员会主席)。在任国子学博士期间,作《师说》、《进学解》。他对地方教育也很重视,作《子产不毁乡校颂》,歌颂郑子产的不毁乡校的功绩。他在潮州当刺史时,曾拿自己的薪俸出来兴办州学。他很热心奖掖后进,凡经他指教过的都称为“韩门弟子”。他很会讲课,当博士时,总是采用多种方式活跃课堂教学,他的教学方法生动活泼,能感染学生,打动学生的心弦,时而作诙谐发笑之语,时而吟唱诗歌,学生们很爱听他讲课。他任国子学祭酒时,曾奏请朝廷严格选拔教师,主张每天都要会讲,整顿国子学的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当时国子学有位教师(直讲)能讲《礼记》,但容貌丑陋,豪族子弟出身的学官不与他共食,看不起他,韩愈特召这位直讲来一同用餐,其他学官从此不敢再贱视这位直讲了。总之,他不仅是一位教育思想家,亦是一位有丰富经验的教育实践家。

“古之学者必有师”

韩愈作《师说》,提出他关于教师问题的卓越见解,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一篇重要的教育学文献。

韩愈指出当时儒学削弱、教育衰败,社会上普遍出现了不重师道的现象。人们以向教师学习为可耻;教师自己也看不起自己,认为自己的作用也无非是教学生识字、背书而已;而一些贵族“士大夫”阶层一谈起某某教师教某某学生时,“则群聚而笑之”嘲笑那种师生关系。为了改变这种不重师道的不良风气,韩愈写了《师说》一文,强调了求师问道的重要作用,这和他推动复兴儒学和古文运动是一致的,其目的是崇儒卫道,为恢复与捍卫儒学传统而斗争。

他的师道观,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教师的任务。韩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意思是说,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的职责是传授道理,教导学业,解除疑难。人不是生来就懂道理有知识的,谁能没有疑难问题呢?有了疑难问题却不去请教老师,那些疑难问题终究得不到解决啊!他的所谓“传道”,是指传授儒家的道统,传授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义,对学生进行当时的政治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他的所谓“授业”,是指教授古文典籍和儒家经典,使学生掌握一定的古籍文献、具有一定的读写能力,受到文化知识技能方面的教育;他的所谓“解惑”,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解答学生们在“道”与“业”两方面的疑惑。他认为这三项是教师的基本任务,而这三项任务是紧密相连的。但是应以传道为第一位,授业为第二位,传道是主导方面,授业是从属方面,“道”统率“业”,“业”体现“道”。在他看来,教师的任务重在传道,古文、六经之类只不过是载道的工具;授业是为传道服务的,传道是通过授业来完成的,如果教师认为自己的任务只是教学生识字、读书而不去传道,那是因“小”而失“大”,忘记了自己的根本任务。很明显,韩愈重师是为了卫道,强调教师的基本任务是为恢复儒道的传统。我们今天的教师仍具有传道、授业、解惑的任务。虽然同韩愈讲的“道”与“业”有本质的不同,但他所分析的教师的基本任务仍是很有意义的,把“传道”作为第一位的任务,把“授业”当作第二位的任务,还把“解惑”提到应有的地位,这样排列也是明确的。这里不仅包含了在传道、授业、解惑的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起主导作用的意思,而且还包含了寓德育于智育之中、德育通过智育进行的思想。

第二,教师的标准。韩愈反对以社会地位和年龄资历作为择师的标准。他说,无论社会地位是高或是低,无论年龄是长或是少,谁掌握了道,谁就是教师,如果一个教师不掌握“道”,那就不成其为教师。学生“从师”,是“从师道”,是向教师学习其道。学生追求的是道理,何必一定计较教师的年龄比我大或者比我小,出生在我先或者后呢?所以不论地位高低,不论年龄大小,谁掌握了道,谁就有担任教师的资格。为人师,必须忠于道,必须传道卫道;而传道又是通过授业来实现的。所以衡量教师的标准,首先是“道”,其次是“业”。凡是具备了“道”与“业”的,就具备了做教师的基本条件。因此,作为教师就应当在“道”与“业”两个方面加强自己的修养。他的这种看法,也是有价值的。

第三,师生关系。韩愈不仅把“道”与“业”作为衡量教师的标准,而且还指出在此标准下,师与生的关系也应随着各自对“道”与“业”的掌握情况而确定。这就是说,谁先掌握了“道”,谁就可以为师;谁先具有学问专长,谁就可以为师,而不必顾及其他条件。这样韩愈就首次明确地提出相互为师、能者为师的新型师生关系。他认为师生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可以转化的,所以说弟子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就比学生贤能,只不过掌握“道”有先有后的不同,术业有专长、不专长的区别,就是这样罢了。韩愈的这一思想是很深刻的,不仅说明了教师不一定是万能的人,不一定是完人,破除了对教师的盲目迷信,解除了“弟子必不如师,师必贤于弟子”的老教条;而且把千余年来“尊师重道”的关系做了新的解释,提出了“道”重于“师”,重道而尊师的见解,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先觉”觉“后觉”,以“知”教“不知”的这一教学过程和知识积累的客观规律。这是“教学相长”思想的新发展。

韩愈反对生而知之,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强调文化继承和知识传授的必要性。他甚至提出: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即肯定“圣”与“愚”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先天,而在于后天是否肯于从师问道。他还提出“巫医为工,不耻相师。”即下等人也有值得上等人学习之处,这就是提倡人们要向道行高尚、学有专长的人学习,提倡相互为师、谁在某一方面比自己强就拜他为师。这既有“能者为师”的思想,又有“教学相长”,的含义,他的这种观点,有利于扩大师资的来源,有利于人才的培育。

总之,韩愈在阐述教师的任务、教师的标准及师生关系的问题中,看到了道与师、道与业、师与生之间的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包含了朴素辩证法的因素。他提出了教师既应忠于理想、传播真理,又要学有专长、认真授业。他暗示了教师既要起主导作用,又要重视教学相长、能者为师。这些卓越的见解,不但大大丰富了我国古代的教育思想,而且对我们今天正确理解教师的职责,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德育与智育、教书与育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唐以后的教育家,曾以《续师说》、《广师说》等为题,发表了对师道问题的见解,这多是受韩愈的师道观的启发和影响。

“业精于勤荒于嬉”

韩愈在《进学解》中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意思是说,学业的精湛在于勤勉,荒废由于嬉戏;道德的完成就在于多作反思,败坏由于一味因循,不加磨砺,要求不严。

他所说的“勤”,表现为“口勤”(多吟诵),“手勤”(多翻阅),“脑勤”(多思考,多体会),日以继夜地学习,用他的话说,就是不绝口地吟诵六经,不停手地翻阅诸子百家的篇籍文章;燃上灯烛来接续日光,成年累月地辛苦忙碌,勤奋以学,长年不懈。这是他对前人治学经验的总结,也是他自己多年治学的宝贵经验的结晶。

韩愈说,在求学中要处理好“博”与“精”的关系,他一方面强调博学,提出求学者应无满足地追求,广泛阅览,而又力图有所收获,重大、细微之处都不放过,尽可能地收集有关图书资料,待用而全不遗漏。另一方面,他又要求精约,提出记事的书,必定提出它的纲领;立论的书,必定探索它的意旨。这就是说,教学时要提出纲要,让学生把握住要点,引导学生探索其精微之处,融会贯通,领会其精神实质。他说,有人学业虽然勤奋,或是没掌握学业的系统,不解其始末,只是掌握一些支离破碎的知识,这样的知识又有什么用处呢?有人言论虽然很多,但不能抓住问题的关键所在,不切中要害,这样的教学对学生有何益处呢?教学既要注意系统性,又要讲出关键之处,引导学生沉浸在浓厚馥郁的书香之中,细微咀嚼与体味着其中的精华。

韩愈认为要向古人学习,但不必拘泥于章句文辞,而是要学习古人文章中的思想、方法,如果只会背诵、模仿“古圣贤人”的陈词滥调,那么到头来只不过是一个“剽贼”罢了。他认为那种谨小慎微、拘拘谨谨地按照寻常的道路行走,没有创见地窃取着旧文古书是没有出息的。他赞成吸取前人的优秀成果,又反对沿袭剽窃,主张把学习与独创结合起来。他赞成培养的人才有真知灼见,写的文章内容博大精深,形式丰富多彩,风格雄浑豪放,他鼓励培养这种创造性人才。韩愈自己在文学上的高深造诣,能够造语生新,独具风格,自成一家,就在于他能很好地把学习与独创结合起来。

韩愈在《进学解》中还列举了不同木材有不同的用途,有良匠可以各尽其材。不同的药材能治不同的疾病,良医可以用其特性治病,可以药尽其用。接着他列举了古代圣贤虽各有所长,但均未能见用,说明不论什么样的人都有特长,但材有高低,术有短长,只要有识才之人,就可以用其所长,发挥作用,否则未能见用,不是人才不好,而是不遇明世。这和他在《杂说》中的《说马篇》思想是一致的,他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说明识马者(伯乐)难得,有识马者然后才会发现千里马。不识马,虽有千里马也被埋没了。他认为只有善于鉴别而又培养得当,人才才会大量涌现出来。否则天下人才虽多,亦不见用,反而说天下无才岂不荒谬。他的这一思想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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