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德·顾拜旦和“奥林匹克理想”的模糊性

很难找出比皮埃尔·德·顾拜旦更具争议性的人物了。1937年，在他去世80年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复兴者”创造的盛事凝聚了诽谤者与拥护者的成见，他们经常将奥林匹克运动及其成就与偏差，与这位自1925年后就不再担任国际奥委会（IOC）主席，并且实际上对奥运会的发展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的人混为一谈。

那么，他究竟是天才的梦想家还是守旧的帝国主义者？这取决于我们支持还是厌恶奥运会，这位急躁易怒的贵族在20世纪初对理想主义运动的主张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也许主要是因为他既是新宗教的颂扬者、“进步”的坚定拥趸，同时又是捍卫自身阶级价值观念的保守派。因而，任何公正客观的描述都应当考虑到这个人所具有的两面性，而且还要把他置于时代背景当中，针对他，不需要溢美之词或过多的辩解。今天当人们谈到顾拜旦时，通常要列出一份长长的论战清单，并试图分清虚幻和现实。

多次苏醒的奥林匹克

皮埃尔·德·顾拜旦，奥运会的创始人？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1894年，他在索邦大学设立了旨在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国际委员会，该委员会后来演变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CIO），他发起活动让奥运会成为惯例，并且至今几乎没有间断举办过（除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在对创始人不利的情况下之外）。但这也使得人们完全忘记了，奥林匹克理想被希腊人自己就至少复兴过两次，还被英国医生威廉·佩尼·布鲁克斯（William Penny Brookes）复兴过一次，他是1850年温洛克奥运会的创始人。

在希腊，是希腊亿万富翁埃万杰洛斯·扎帕斯（Evangelos Zappas）资助了“扎帕斯奥运会”，其中1859年、1870年、1875年和1888年这几届奥运会只为希腊语地区的参赛者准备。这个想法来自记者、诗人帕纳吉奥蒂斯·索特索斯（Panagiotis Soutsos），他和英国浪漫主义派的诗人们一样，渴望看到古希腊思想的复兴。尽管自1850年以来在什罗普郡马奇温洛克商业小镇举办的温洛克奥运会只是一个本地比赛，但威廉·佩尼·布鲁克斯的雄心却比皮埃尔·德·顾拜旦大得多。乡村医生的职业经历使他深信体育竞技有强身健体的作用，他也认为有必要着手“鼓励人们参加户外活动，以提升城镇和温洛克附近的居民，特别是温洛克工人阶级的道德、体能和智力水平”。奥运会至今仍在举办，其名誉主席是三级跳远运动员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奥运会对顾拜旦有深远的影响，他于1890年拜访了布鲁克斯，并在思想上受到了极大启发。

然而，顾拜旦这位法国男爵于1863年出生于一个严肃的天主教传统贵族家庭，并受耶稣会士的教导，远不如他的英国启发者那么“社会化”。当他在芒什海峡的另一端旅居时，英国精英阶层的教育制度给这位法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当时，此制度彰显了这个国家在商业、王室和工业方面的实力，并提供了一个和讨厌的德国抗衡的方式，尤其在色当惨败发生后。他的计划在法国体育运动联合会（USFSA）和他创办的《体育评论》杂志中不断得到完善，主要面向白色人种和出身上流社会的男性运动员。

顾拜旦从青年的教育中认识到，体育让一类精英可能出现，那是会引领世界走向进步与和平的精英。他深信文明是有等级之分的，因此，他的计划既有和平主义、人文主义、国际主义色彩，同时又有精英主义、殖民主义色彩，确实也还有厌恶女性和种族主义的色彩。

1892年，他在聚集于索邦大学的少数贵族面前起草了他的计划：“有这样一些人，当您在谈论乌托邦时，他们要和你讨论战争的消亡问题，您说得并不是毫无道理；但是还有其他一些人相信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在逐渐减少，我不认为那里是乌托邦。显然，电报、铁路、电话、对科学的热情研究、会议，以及展览在促进和平上起的作用远胜于所有外交条约和协议。啊，我希望田径运动能做得更多。出口桨手、赛跑运动员、击剑手：这是未来的自由贸易，而在引入古欧洲风俗的那一天，和平事业将获得全新的有力支持。这足以鼓舞您的仆人现在就考虑他规划的第二部分，他希望您能像一直以来帮助他那样，在这件事上仍会帮助他，并希望能与您一起追求和实现这项基于现代生活基础的伟大而仁善的事业：重建奥林匹克运动会。”

两年后，在同一个露天剧场，顾拜旦非常成功地战胜了一切怀疑，号召将近两千人参加了即将成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代表大会。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以及在雅典举办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提议被投票通过，雅典奥运会用到的部分比赛场地设施是从扎帕斯奥运会上继承下来的。这个机构已经启动运行了，但机构的建立者从未预料过它的迅猛发展，特别是因为缺乏方法和信念，首届奥运会仅取得了微不足道的成就。尤其是1900年奥运会，仅作为巴黎世界博览会的一部分而举办，是一次彻底的失败，这也使得顾拜旦下定决心，绝不再把举办权委托给一个国家了。

失望将相继而来，因为他会逐渐看到自己创造的事物离他而去。在雅典，他不情愿地接受了德国代表团的出席，这是由另一位奥林匹克运动先驱、化学家维利巴尔德·格布哈特（Willibald Gebhardt）促成的。20年后，原定于1916年在柏林举办的奥运会被取消了，让他大受打击的是，他发现，奥林匹克休战是不现实的想法。1918年后，他的理想显得更加荒谬了，就在世界大战的战败者被奥林匹克运动排斥在外的时候，他梦寐以求的非政治主义对他的继任者们来说只是今后维护既定秩序和遏制一切叛乱想法的借口。

被纳粹主义诱惑

随着时间的流逝，奥运会的受喜爱程度会增加，当然顾拜旦也会逐渐被遗忘。1936年，纳粹德国举办奥运会时，“奥林匹克运动的复兴者”是一个垮掉的，疲惫的，痛苦的人。如果他让自己接受了纳粹政权的利诱，那是因为希特勒在拉扯他，奉承他，向他提供了手段，也是因为意识到他的祖国和他的运动都不再接受他的事实了。从1892年他提出理想宣言到1937年逝世，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这期间法国贵族目睹了业余主义的破产、观赏体育的传播、政治控制、利益和成绩的诱惑取代了致力于更美好的人性、更强健的体魄、更纯粹事物的愿望，这在许多方面都类似于法西斯意大利或纳粹德国的新人类理想。

清点顾拜旦所有的错误也自然会引起关注，包括他的试验，疑虑，阶级反思。1891年，在给《体育评论》杂志读者的回复中，他排斥向所有社会阶层开放体育运动的做法。他写道：

有人问我对从统治阶级和工人阶级同等招募人员然后成立混合协会这件事情的看法。理论上，我完全赞同这个想法；实际上不会这么做，因为它假定已经解决了一个几乎不存在的问题：社会平等问题。因为这种完美的平等只存在于公共纪念碑和硬币上，我们坚决反对混合协会。

但是，那时世界大战发生了。社会的发展改变了男爵的观念。30年后，顾拜旦表达了截然相反的观点：“我仍然坚信体育运动是和平最强有力的要素之一，而且我对它未来的效用充满信心。……体育运动不该只留给某些较富裕或不太忙碌的社会群体，而应该把它推广到所有群体中，使人人触手可及，无一例外。……我对工人阶级有很多期望，强大的力量蕴藏在工人阶级中，他们让我觉得有能力做大事。”（《运动的指导原理》，1922年）

对于让女性参加奥运会以及更广泛地参与到体育运动中，他的观念变化不大。因此，1912年7月，他强烈反对建立“在男子大奥运会之外的女子小奥运会”。他断言，这种比赛是“不切实际，无趣，难看”甚至是“不正确的”。他肯定，奥林匹克理想必须遵循以下“格式”：“对男子田径运动的定期庄严的赞颂是以国际主义为基础，以忠诚为手段，以艺术为框架，以女性的掌声为奖赏。这种结合了古老理想与骑士阶层传统的方式是唯一健康的和唯一令人满意的方式。”尽管1928年的奥运会完全对妇女开放，但他重申，这样做是“违背‘他的’意愿”的。最终在1936年，即他去世前不久，他仍坚持并写下：“唯一真正的奥林匹克英雄，我说过，是成年男子。因此，奥运会不该有女性也不该有集体运动。”严肃并遵循道学，他一生都认为女人不应该在公众场合表现自己，而她的角色必须始终是一位母亲：“她首先是男人的伴侣，一个家庭未来的母亲，而且她必须依照这个不可变的未来受到相应的教育。”他对女性的这种不信任甚至使得一些历史学家提出顾拜旦是同性恋，不过，这一论点是没有确切证据支撑的。

这种教育和环境也使他成了一个坚定的反德雷福斯派，如同环法自行车赛的创始人亨利·德格朗日（Henri Desgrange）那样，他也是一个激进的殖民主义者，就像儒勒·费里（Jules Ferry）一样。

至于他不能否认的种族主义倾向，这句最常被引用的话似乎没有歧义：“所有其他种族都必须效忠白人，因为白色人种本质优越。”对40多年来转载过这句话的人来说，非常不幸，这句话是伪造的。这套可怕的说辞实际上源于加拿大学者伊夫·皮埃尔·布隆涅（Yves-Pierre Boulongne），他在他的作品《皮埃尔·德·顾拜旦的生活和教育学著作》（拉梅拉克市，1975）中阐释了一些被认为是顾拜旦的思想。不过，他对人种等级制度的信仰是无可争辩的，他披着殖民主义色彩的外衣，体育运动被他当作殖民主义的一个工具。

如果说他不赞同工人参加体育运动，并且想在体育运动中排挤女性，那么他这种种族主义就不是种族隔离主义，这与美国现行的做法不同，美国在1904圣路易斯奥运会上将黑人和白人观众分开，还组织了“部落”赛，顾拜旦后来斥责这场化装舞会般的闹剧。顾拜旦的种族主义是殖民主义类型的，它将体育运动当作一种对低等人的“文明开化”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从不为民族或种族排斥行为辩护，因为他将体育运动视为一场由白人男性精英引导的“教化”其他大洲的运动员的征战。他还传递了一些最令人发指的有关人种的刻板印象。

顾拜旦在谈到亚洲人时写道：“黄色人种的人们令人敬佩地似乎准备好从正在成型的竞技体育的征战中受益。他们准备好了，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他们以个体的名义准备好了，因为他们的耐力、坚韧、耐心、天生的柔韧性，他们自我克制，保持缄默，隐藏痛苦和努力的习惯已经最有效地塑造了他们的身体。”

至于非洲人，在悲叹一番当时移民对黑人的刻板印象的同时（散漫，懒惰“和一种并非没有魅力的无知的温和”），顾拜旦还认为体育运动能成为服务于殖民使命的有力手段：“现在是时候开始用体育运动征服非洲了，这片体育运动至今几乎没有踏足过的广袤大陆；也是时候给非洲人民带来从肌肉的有条理的努力中获得的乐趣，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好处。”

顾拜旦的种族主义言论可以和儒勒·费里比肩，费里在1885年7月提出“（高等民族的）职责是开化低等民族”。顾拜旦在体育界看到了一种为这种“职责”服务的工具。毫无疑问，通过施行他的计划和想法，以及鼓励在殖民地发展起源于欧洲的体育运动，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在帝国主义事业中发挥作用，这不会阻碍被殖民者反过来从这些体育活动中获得好处然后挑战西方的统治。这类反转中最惊人的一个例子是印度全民对板球运动的热情，它是英国移民的最佳运动项目，还成为印度民族团结的因素之一，这让一位有趣的观察家、作家拉姆·古哈（Ram Guha）大呼：“板球是一项印度国民运动，却是由英国人不小心发明的。”

体育观众成祸害

奥林匹克理想中关于民族主义的部分更是模糊不清。如果说顾拜旦的民族主义倾向是不可否认的，那么在他将体育运动视为缔造和平的活动时，他的真挚也是不容置疑的。希腊让奥林匹克休战成为敌对城邦的和平聚会，从希腊的示例中受到启发，男爵从未想过有一场旨在脱离了国家民族束缚的个人之间的竞赛。这个观念直到1968年才被美国短跑运动员约翰·卡洛斯（John Carlos）动摇。

但是与此同时，两次世界大战也发生了。他的国际会议计划的另一目的就是让敌对的国家在体育比赛期间可以聚集在一起，并提出替代武装对抗的软性方案。奥林匹克理想本质上不具有民族主义色彩，但是它一直携带着朝这个方向生长的种子。

查尔斯·莫拉斯（Charles Maurras）对奥运会的态度很好地表明了这一点。他一开始坚决反对奥林匹克的理想并评价其为“世界主义的”。这位极右翼作家在1896年被法国《宪报》（La Gazette）特派到雅典奥运会，当场他就完全改变了观念。他写道，“当第一个想法被发表时，我承认我火力全开怒批了它。这个新的国际体育比赛让我不满意……我认为，这种民族混合很可能不会得到一个对现代国家明智而合理的等级划分，而会导致极其混乱的世界主义”。他继续写道：“亲身经历改变了我的看法。我先前的那些理由并非没有根据，但并不完整。我忽略了两个主要特征。就世界主义而言，我认为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因为，当几个不同的种族聚在一起，不得不常常来往，却并不是因为有同感而团结在一起，他们会渐渐地彼此憎恨，相互斗争，同时他们认为更加了解彼此了。”由此，莫拉斯解释说，奥运会能够动员法国抵抗“我们最凶恶的敌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因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有助于在拉丁民族面前暴露出大胆的世界帝国王位觊觎者的数量、力量、影响力、狂妄自负和滑稽可笑”。

从本质上讲，顾拜旦的和平主义计划也因此成为完全适合民族主义事业的工具。就像莫拉斯一样，纳粹政权最初也反对奥林匹克运动，又在1936年心甘情愿地转变观念了。

不管他最初的计划有什么优缺点，顾拜旦都无奈地见证了体育竞赛的飞速发展。这不由得让人想起19世纪初，从赌马发展起来的比赛和挑战，以及顺势建立起来的、受管控的公立学校的体育制度。顾拜旦希望运动员们高贵无私，却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群消极的、有偶像崇拜习惯的观众。“我们不得不再次强调，体育观众已经变成祸害。他们降低了运动员的道德水平，让运动员对已经完成的动作产生不必要的担忧，还让他们有了低级的欲望。……运动员逐渐成为一名沉醉在掌声中的演员，并总是为这种渴求而过度兴奋”，他在1910年的《奥林匹克评论》中写道。他也预感到体育运动不可抗拒地要向观赏体育方向演变了。

参考文献

Pierre de COUBERTIN，Pédagogie sportive，Les Editions G.Crès et Cie，Paris，1922.

Yves-Pierre BOULONGNE，La Vie et l’œuvre pédagogique de Pierre de Coubertin，1863-1937，Léméac，Ottawa，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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