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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希:混乱中的体育运动

xiawuyouke 体育知识 2022-07-19 21:45:16 39 0

1940年6月22日,法国向纳粹德国投降。菲利普·贝当(Philippe Pétain)于六日前上台执政,并立即将“享乐精神”定为失利罪魁:

自(1918年)我们取得胜利以来,享乐精神超过了牺牲精神。我们要求得到的远超过我们已经付出的。我们只想着节省精力;因而现在,我们遭遇了不幸。

听到一战中的英雄这样说,法国人可能会回想起色当惨败后的那些日子——在体育和运动文化出现之前,法国在疯狂年代松懈了纪律、道德和气势,而德国却在奋斗,在纯净的空气中振作起来。传说中的懒惰法国归来了。

身体的净化与新生

1936年4月,在人民阵线获胜前夕,皮埃尔·德里厄·拉罗谢尔(Pierre Drieu La Rochelle)在《费加罗报》上自省同胞体质虚弱、道德衰败,还懒惰散漫、沉迷美食:

这会造成悲剧,当一个人离开这样松散的法国去到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时,就会立刻被充满活力和规律的身体活动吸引,在那个国家,规律的身体活动让他们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畅快呼吸,强烈的喜悦在身体里流动、跳跃。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希特勒的德国或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在斯堪的纳维亚、波罗的海或巴尔干的任何民主国家都可以见到。更为严峻的是,一个民族不能与其所有邻邦以相同的节奏呼吸。

不久后,拉罗谢尔以“遏制这种衰落”为由转向拥护法西斯主义。在同一期的《费加罗报》中,苏珊娜·朗格伦描述了法国一个世纪前的体育运动情况。她确信:

毫不夸张地说,目前法国普遍缺乏体育教育,人们对体育的理解方式让整个国家趋向于发展出一种反体育精神,而不是践行体育精神;趋向于贬低人的身体价值而不是提高它。

所以,1940年的战败是有迹可循的。在成就维希法国的精神的指引下,责任也划分得很清楚。怠惰懒散及其在政治上的表现——人民阵线规定的每周40小时工作制在纳粹德国面前不堪一击。莱昂·布卢姆(Léon Blum)政府做过什么也不重要了,该政府在1936年给了莱昂·拉格朗日第一个真正的体育部门,还推广了“自由时间”,旨在让年轻人和人民可以出门透透气和消耗体力。

在此之后,拉格朗日长期被右派讽刺为懒惰部部长。战后,他的朋友、拉罗谢尔的密友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曾为他辩护:“听说他在组织体育运动时吸取了法西斯主义的教训;他只是反其道而行之,用一句话来概括:他试图在法国创造伟大的体育盛事,又无须付出血的代价。”

早在1937年,拉罗谢尔就向法国人民党(PPF)表示归附意愿,想加入雅克·多里奥(Jacques Doriot)发起的法西斯主义运动组织,还预言希特勒政权必然胜利。他在《与多里奥在一起》中写道:

纳粹德国已经在发展社会精神文明,但民主的法国仍沉溺在使人消沉的唯物主义中。得益于希特勒的“力量来自欢乐”组织,所有德国人都积极投入到体育运动中,而法国人则更喜欢去小酒馆或电影院看黑帮电影,然后回到家中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

不可否认的是,19世纪初,体操俱乐部是从民族主义和复仇主义精神中诞生的,德国从中得到启发,把体育运动当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雪耻和培养战争人才的必要手段。阿道夫·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就宣扬过此观念。在1935年的纽伦堡拉力赛上,帝国政治教育家库尔特·明希(Kurt Münch)阐述了他的想法:“体操运动员必须能够在必要时用上他们已经学到的东西。”

这种重塑、强化、净化身体的观念成为纳粹党派和意识形态的中心思想,引起了新兴的法国极右派的极大兴趣。尽管它本来是由左派引进的,但左派在通敌过程中慢慢地发生了转变。

博罗特拉,贝当的部长

上述观念是维希体育政策的核心。观赏性体育运动拒绝重商主义和专业精神,他们认为那是在满足人民的低级本能,想要回到纯粹主义的观念中去,类似于法国体育运动先驱,尤其是顾拜旦所提倡的那样。顾拜旦没有掩饰过对希特勒的欣赏,尤其是在柏林奥运会期间,当德国总理让他再次被世人记起时,业余精神和体育文化再次成为流行语。

为了推行这项政策,贝当想起了一位“明星”,并任命他为教育和体育事务部总干事:他就是让·博罗特拉(Jean Borotra),首位法国温网冠军和著名的火枪手成员之一。其他成员包括亨利·科歇(Henri Cochet)、勒内·拉科斯特(RenéLacoste)和雅克·布吕尼翁(Jacques Brugnon),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称霸国际网坛。

博罗特拉的态度也是即将来临的菲利普·贝当时代的许多名人的心理。这位“跳跃的巴斯克人”因在投降前再次拿起武器抗争而荣获一战十字勋章;他也曾像许多法国人那样热情地迎接权力的交接,并将贝当视为凡尔登的赢家,危在旦夕的法国的“救世主”。这位前网球运动员也曾是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学生,他在战后承认曾考虑过加入英格兰国籍,但当法国舰队在米尔斯克比尔港(Mers el-kebir)被英军重创后,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1940年7月13日,他欣然接受了贝当元帅授予他的职位,贝当曾在1933年和他私下见过面,并向他吐露了自己对新兵虚弱的身体状况的担忧。

为了完成任务,博罗特拉投入了与在球场上一样的热情,尤其是把体育运动当作发泄战败情绪和转移国家伤痛方面。受几年前拉格朗日创设了大众体育专利证书的启发,博罗特拉设立了国家体育专利证书。他还在1941年底向他在战争中遇害的前任致敬。博罗特拉提升了逐渐式微的体育在中、小学和大学中的地位,并把体育加入到会考中,同时重申了业余主义优先于专业精神原则。他对体育联合会大刀阔斧的改革也生效了。

尽管博罗特拉的言行并没有公然表现出他属于通敌阵营,但当局的做法仍让他背负了盲从的罪名。他在1942年发表的声明也是徒劳的,“没人知道解决犹太人大屠杀的最终方案”,他默许了1940年10月3日和1941年3月29日关于犹太人地位的法令并建立了处理犹太人问题的警察总署,维希也建立了主要用于审判共产党员的特别法庭。直到最后,他都在解释待在贝当元帅身边那两年的行为,称自己“有勇气为拯救国家而身败名裂”。

此外,博罗特拉仍坚持著名的“非政治主义”,这种思想允许体育当局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接受不可接受之事。但是,对占领军来说,这种中立态度是远远不够的,他们指责当局在合作中没有尽全力,没能让德国和法国的年轻人通过体育运动联合起来。1942年4月18日,皮埃尔·拉瓦尔(Pierre Laval)上台并坚决推行政府合作主义,让·博罗特拉被耶普·帕斯科特(Jep Pascot)上校取代,后者是佩皮尼昂和法国国家橄榄球队的球星、博罗特拉的部下,他加大了反职业体育运动的力度,并支持业余运动。人们通常认为是他彻底禁止联盟式橄榄球,但实际上,该禁令于1940年10月就颁布了,当时的部长还是博罗特拉。因此,“联盟式橄榄球赛之争”其实是维希政府内部两种体育观念斗争的标志。被免职后,博罗特拉成了一名备受瞩目、精明强干的“抵抗运动成员”。他被驱逐到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然后和其他法国名人一起被关押在位于蒂罗尔的伊特城堡中。他越狱未遂,但也是唯一一个由高等法院(负责审判法奸)替他开脱罪名的贝当派部长。

纳卡什和卡尔托内,命运的两极

雅克·卡尔托内(Jacques Cartonnet)和阿尔弗雷·纳卡什(Alfred Nakache)是法国当时最优秀的两名游泳运动员,他们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正好体现了两个法国政权在体育观念上的碰撞。战前,两人是游泳池里的死敌,他们的一切都是相反的——卡尔托内是家中独子,从小聪慧过人、随性而为,是一个有魅力的花花公子;纳卡什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一个犹太家庭,家里有11个孩子,性格粗犷,生活艰苦,强壮且勤劳。从30年代中期开始,这位来自君士坦丁的年轻犹太人经常打破优雅的巴黎人创下的纪录。

1937年,卡尔托内为法兰西人民党工作,成为体育事务发言人。他在多里奥政党的机关报中提笔为法西斯理念下推崇的“新人”辩护。而纳卡什撤回到自由区,在图卢兹不断取得战果,还在1941年受到了元帅的夸奖。他以自己的方式投身到抵抗运动中:指导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中犹太军新兵的体能训练。

几年后,卡尔托内也搬到了图卢兹,在《正午回声报》当记者,穿着自卫队制服在城里游走;纳卡什被人告发了犹太人身份,与妻女一起被关押在图卢兹的圣米歇尔监狱。在被转移到奥斯威辛集中营后,一家人就分开了,他的妻子和女儿死在了毒气室中。阿尔弗雷因颇有名气而被“宽大”处理,被分配到奥斯威辛集中营(不是灭绝营)的一间医务室里,那里的德国狱卒强迫阿尔弗雷在营地的泳池中取悦他们。

战争结束后,奥地利集中营的泳池为修正主义理论提供了素材,“被关进集中营的犯人”终于被善待。纳卡什的回归受到了指责,因为其他人都去世了。有些人谴责他得到特殊照顾,哪怕他在关押期间也失去了家人,他也在走向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可怕“死亡游行”行列之中,但这次“死亡游行”中其他能获得“特权”的犹太运动员都撒手人寰,例如拳击手维克多·佩雷斯(Victor Pérez)和别名“弗朗西斯小子”的弗朗西斯科·布纳古里奥(Francesco Buonagurio)。

他是被卡尔托内举报的吗?至少纳卡什的一些亲信认为如此。不过他本人从不信这些流言,他更倾向认为是接替他的队友举报了他,因为这个人赞同自卫队的理念。1944年,已成为法国自卫队体育运动委员的卡尔托内与维希政要一起折回了西格马林根。他在1945年被逮捕,但他跳上军用飞机逃脱了,那架飞机本来是要将他带回法国的。

卡尔托内被指控欺诈犹太人和挪用了给战俘的募款,又因缺席法庭被判处死刑。在1947年被发现前,他一直在佩鲁贾附近的一家修道院避难,后来被囚禁在一个专门关押不受欢迎的外国人的集中营里。“他们之所以强调我的名字是因为我是人们熟知的冠军,但是我在自卫队除了担任教官,没有做任何其他事情。对我的审判是在群情激愤、失去理智的情况下进行的”,他在第二次被逮捕时这样说道,并要求进行复审。1967年,他在意大利逝世。

如果说卡尔托内的案件太极端,那么许多法奸的事例都和获奖的运动员有关。另一位游泳运动员路易塞特·弗勒雷(Louiseette Fleuret)的故事既浪漫又悲壮。这位长距离游泳好手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和一个德国人坠入爱河,她的德国爱人在战争期间成为盖世太保的密探。在被指控暴露了抵抗运动战士组织后,她在解放运动期间失踪了,1949年,人们在突尼斯找到了她,她改名为路易丝·皮容(Louisette Pigeon)(取自她母亲娘家姓氏),经营着一家妓院。她在马赛被军事陪审团判处死刑,但她上诉巴黎方面,辩称自己的罪过在于太爱那位盖世太保密探,最终保住了性命。

莫里斯,“盖世太保的鬣狗”?

其实,流传最广且最具争议性的运动员通敌案例是维奥莱特·莫里斯(Violette Morris)通敌案,这位非同一般的人物的座右铭是:“男人能做到的,维奥莱特也能做到。”这个军人之女的人生就像一部传奇,她从小被当成男孩子一样培养,成为法国疯狂年代中的一个大人物。

莫里斯身强力壮,在20年代参加过田径、足球、水球、拳击、自行车、汽车和空中竞赛,她每天抽三包美国香烟,仍夺得了20多个全国冠军,还打破了多项投掷运动世界纪录。她坦白自己是双性恋,为了不妨碍运动时穿裤子参赛,1930年却因此获罪。她爱上了另一位全能选手拉乌尔·保利(Raoul Paoli),保利后来在好莱坞当演员,他在法国掀起了兰开夏式摔跤热潮。当莫里斯为了方便驾驶,选择接受乳房切除手术后,保利离开了她。

她的运动生涯结束后又陷入了财务危机。一些传记作者认为,她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上被德国策反成为间谍,在那一届奥运会上,她只是一名观众。基本可以确定的是,自1940年起,她为巴黎的德国党卫军情报部门负责人赫尔穆特·克诺亨(Helmut Knochen)工作,之后她又加入了位于劳力斯顿街(rue Lauriston)的法国盖世太保分队,该分队由外号为拉丰的亨利·张伯伦(Henri Chamberlain)领导。

作家奥古斯特·勒·布勒东(Auguste Le Breton)称莫里斯为“盖世太保的鬣狗”,因为在漫长的审讯过程中,她对那些抵抗的妇女施加了最残酷的刑罚。第一批传记作者详细列出了她的暴行,人们分不清这些暴行是真的还是胡诌的故事。她的结局是这个双面人应得的,她曾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雄,一战时被聘为护理人员。她被法国国内武装部队(FFI)和情报部门判处死刑,1944年4月26日,一队在诺曼底活动的抗德游击队员将开着车的莫里斯拦截下来并当场处决,同车的巴亚厄一家都是法奸,他们与两个孩子也一并被处死。

她的案子造成了一个棘手的历史问题。关于法国盖世太保的有效证词太少了,而且难以确定莫里斯在其中担任了什么样的角色。对她的处决表面上有些大的失误。我们倒推,她是否有可能是被创作出来的反派,一个行为放荡、性别不详的怪物,大男子主义的历史学家放出了这个怪人,并把她的人生当作反面例子?

玛丽·约瑟夫·博内(Marie-Josèphe Bonnet)在2011年出版的传记中(为了辩白)则刻画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物形象。在黑暗时期,她是有一些小手段的不重要的走私犯,偶尔当法奸的司机,是被条条框框毁掉的名人,她背负这些罪名太久了。无论是夸大其词还是未经审判就被定罪,解放和肃清的故事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被改写。关于莫里斯的真相还有待确定。

戈代,报社老板的含糊话?

虽然引发的争议较小,但雅克·戈代(Jacques Goddet)在解放时期也扮演了泄密者的角色,他泄露了朋友内部的安排。在战前和战时是《汽车》报的编辑,然后在1947年创办了《队报》,又在占领期中保存了实力,他才能成为少数逃脱审判的报社老板。

从1905年出生到2000年去世,他的一生正好贯穿了整个20世纪,作为环法自行车赛奠基人之一的儿子和创办者亨利·德格朗日的真正接班人,戈代终归只有一个目标:他的报纸要与世界上最大的自行车赛一起流芳百世,并抵抗住政治风潮和意识形态浪潮。为了目标,有时需要妥协甚至直接放弃原则。

20世纪30年代,戈代承认他不知道意大利墨索里尼政权要用体育运动做什么,他的心路历程可以从他对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的报道中探知一二。戈代深信体育运动神圣不可侵犯以及必须去政治化,所以他强烈反对抵制奥运的行为,他的报纸《汽车》报一定会对希特勒的奥林匹克式大弥撒进行让双方都能接受的报道,有时是批判性的报道,但通常都是恭顺讨好的。但在闭幕式结束的第二天,戈代在著名的专栏中叱责纳粹政权主办的“被歪曲的奥运会”。显然,保持了两周试探性的中立立场后,法国体育新闻界的态度已经从大力支持变成了愤怒拒绝。

同样的态度盛行于战争期间。作为狂热的贝当派分子,1940年10月,他决定要让自己的日报继续发行,尽管部分权力还掌握在占领者手中,在冲突中,他要能够抵抗住施加给他的压力,才能重新发起环法自行车赛,在解放来临前的最后一刻他都在抗争。

这一阶段最微妙的时刻无疑是1942年7月发生的冬季赛车场大搜捕事件。没有人想过要把责任归咎于他,但是在警察行动时,13000名犹太人聚集在他父亲40年前修建的运动场上,他是这个冬季赛车场的负责人,也是他在战前将其开放给法国人民党的。雅克·马尔尚(Jacques Marchand)曾在《队报》与戈代共事,后来他负责环法自行车赛,他确信那段时期是他老板一生中最灰暗的时刻:“他不需要为运动场的征用承担任何责任,那里成了镇压地点,他目睹了这一切,这将是伴随他一生的沉重负担。”

1944年8月17日,戴高乐将军一声令下,和在占领期中发行的所有报纸一样,《汽车》报成为“通敌”报刊。戈代走上了特别法庭。在证明了报社内部有一些法奸的英勇行为后,他被无罪释放了,但刊名《汽车》报不再出现。不得不说,报社老板充其量只是忽视了法奸的抵抗活动,正如马尔尚所说:“戈代在与我交流时,并没有对我说:‘我不知道’,而是说:‘我不想知道。’,他不清楚这些事情。”

1945年戈代被宽大处理,他将其归因于机会主义,这也始终是他的标签,小心谨慎让他几乎毫发无损地度过所有风暴。首先,他很幸运,《汽车》报的理事帕特里斯·托米内(Patrice Thominet)在战争期间成为抵抗运动的英雄,人称“纪尧姆上校”,他支持解放运动。此外,戈代在占领期时和埃米利安·阿莫里很亲近,后者被贝当元帅指控以处理家庭问题为名宣传维希政权。广告总办公室(OPG)是战前管理多家基督教民主报标题广告的官办机构,戈代作为办公室主任,利用职位之便允许地下新闻出现。凑巧推动了《汽车》报的发行。

1947年,阿莫里创办了《解放的巴黎人报》,并参与《队报》和环法自行车赛的运营管理,环法自行车赛在同一年重新启动。毫无疑问,他知道怎样做才有利于雅克·戈代事业的发展。1965年,阿莫里收购了《队报》,阿莫里集团也成为环法自行车赛的唯一所有权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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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 AASON,Borotra,de Wimbledon à Vichy,Tallandier,Paris,1999.

Raymond RUFFIN,Violette Morris,la hyène de la Gestap,Le Cherche midi,Paris,2004.

Marie-Josèphe BONNET,Violette Morris:histoire d’une scandaleuse,Perrin,Paris,2011.

Denis BAUD,Alfred Nakache,le nageur d’Auschwitz,Loubatières,Carbonne,2009.

Bernard PRETET,Sports et sportifs français sous Vichy,Nouveau Monde,Paris,2016.

Guy VADEPIED,Émilien Amaury. La véritable histoire d’un patron de presse au ⅩⅩesiècle,Le Cherche Midi,Paris,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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